论黄香的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

吴道本  云梦县原政协副主席
    
   黄香是彪炳史册的人物。黄香及其子孙几代,其所以近两千年传之不朽,并植根在炎黄子孙的头脑里,活跃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,主要是在他们的身上深深地打了下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烙印。现撰写本文,略叙思微,以请教于方家。
黄香是中国古代“孝”的楷模
    什么是“孝”?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述得十分清楚。《论语·为政》记载,“子游问孝道。子曰:‘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,不敬,何以别乎?”孔子的意思是:在现在的人看来,“孝”就是能养活父母。犬马不是也能得到饲养吗?若不敬重父母,那么,养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?《孟子·万章上》记载,在孟子的学生咸丘蒙问孟子如果舜做了天子,瞽瞍(舜的父亲)却不是臣民这是什么道理时,子曰:“……孝子之至,莫大于尊亲”。孟子的意思是:孝子“孝”的极点,没有超过尊敬他的双亲的。东汉的经学家、文字学家许慎,在《说文解字》上还对“孝”字进行了阐释拆解,曰:“孝,……善事父母者也。从老省,从子,子承老也”。其意思是:从字义上讲,作为当儿子的,要以尊重之心,妥善地照顾父母的生活起居;从字的构成上讲,老人在上,儿子在下,当儿子的必须诚心诚意地承担老人的一切。可以说,儒家对“孝”的养与敬、敬与尊、尊与承的内涵的概括和论述,是最为精到不过的。
   下面,我们来看看黄香是在如何对待父母的。《东观汉纪》是这样记载的:“黄香,字文强,江夏安陆人。父况,举孝廉,为郡五官椽,贫无奴仆。香躬执勤苦,尽心供养。冬无被袴,而亲极滋味。暑即扇床、枕,寒即以身温席。年九岁,失母,慕思憔悴,殆不免丧。乡人称其至孝。”《东观汉纪》,是东汉官修本朝记传体史书,当明确不误,所以,这段话,被南朝宋人范晔撰写《后汉书》黄香本传时,几乎全部录入。把这些话连缀起来,就是:东汉时,在江夏安陆(今云梦)出了一个孝子,名叫黄香。他的父亲黄况,初举孝廉,在江夏郡任了一个名为五官掾的官,家业虚贫,雇不起仆人。于是,黄香很小的时候就学做家务活,奉养父母。他即使冬天没有套裤御寒,但还是设法弄钱买些可口的食物,尽可能地让父母吃得好些。在他九岁时,他的母亲就去世了。这时的他,因思念母亲而面容憔悴,身体几乎不能支撑到守丧期满。母亲去世后,他便把全部的孝心倾注到父亲身上,对父亲的照料更是细心: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,他拿起扇子预先扇凉父亲要睡的床和枕头;冬天天气严寒的时候,他就先把父亲床上的草席和被褥睡暖和。《楚师儒传》记载:“元和元年(公元84年),肃宗(孝章帝)诏诣东观,读所未尝见书。以香先帝所异,每有疑,时时访问之。香以父老,求归供养。”这段话中的“香以父老,求归供养”八个字,说明他为尽人子之“孝”,根本顾不得自己已有的良好的仕途环境。我揣度,他这次回家虽因“帝亟召之,乃回京师”,在家侍父时间不长,但毕竟尽了“身不由己”的儿子对父亲的一片孝心,内心一定是很快慰的。
    我们再用孔孟等儒家关于“孝”的概念,检讨一下黄香“孝”的行迹。一,“养”。这是“孝”的最起码要求。黄香宁可自己节衣缩食,也让父母“亲极滋味”;而且“躬执勤苦”,细心养亲,特别是在他母亲病逝后,对父亲的生活连暑凉冬暖都照顾到了。二,敬。这是“孝”的最重要的内容,是“养”的升华。黄香“年九岁,失母,慕思憔悴,殆不免丧”,体现的不只是“敬”,而且是“悲敬”。三,尊。在朝为官后,他叨念父亲,断然向皇上“求归供养”。这个“供养”,因其父况有俸禄,当然不存在供应饭食,主要是侍奉,说明他“尊”的诚心和执着。四,承。综观黄香的一生,他不但承担了父母的“生养死葬”,做到“生,事之以礼;死,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”,而且承继父志,为国奉智献能,德洋恩普。由这几点,我们可以看出黄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“孝子”,不失为中国古代“孝”的楷模。
黄香满门的“移孝为忠”
   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第一》记载了孔子在家闲坐时,与侍坐一旁的曾子的对话。其中孔子曰:“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”大意是:“孝”,是从侍奉父母开始的,中间阶段是对国君效劳,最后才是建立功业。《礼记·祭义》还记载了曾子关于“五者不遂,灾及于亲”的话,其中“事君不忠,非孝也”,为“五者”第二。大意是:一个人如果对君主不忠,灾祸就会殃及父母,这实际上是对父母不孝。这就说明了两点:其一,“事君”是“孝”,并处于立身的基础地位;其二,“事君”必须“以忠”,即“移孝为忠”。时下,有些年轻人可能认为士人“事君”“以忠”,不能与父母 “尽孝”直接挂钩。论者认为,非也。诚然,“孝”与“忠”,是两个不同的道德规范,前者是后人对老人而言的,后者是臣下对君主而言的,但两者的对象都是尊长。且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又是以国君为“至尊”,作为侍奉国君的人,又怎么不能把对父母的“孝”借过来,“移孝为忠”呢?可以肯定地说,这个“忠”,不仅是“孝”,而且是“大孝”,是“孝”的极至。
   那么,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、曾孙黄琬又是怎样在“移孝为忠”,践行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的?
    先讲黄香。以孝名入仕的黄香,历经孝章帝、孝和帝、孝殇帝、孝安帝四朝,除去孝殇帝礼登大宝不足一年崩殂外,实际上历事三朝。在为官的近四十年中,他敢吐真言,勤劳忧公,不为已计,爱惜民力。史载,章和元年(公元87年),章帝南巡时,汝南太守何敞为章帝特制了雕镂屏风。章帝令黄香铭记此事。黄香本就对当时蔓延的奢靡之风深感忧虑,对何敞的此举不感兴趣,受命后,便不隐瞒自己的观点,写下了“古典务农,雕镂伤民;忠在竭节,义在修身”四句话,既批评了何敞伤民的做法,又寓谏于铭,提醒章帝重农爱民。这是在随侍皇帝时,以直言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东观汉纪》黄香本传载,香“拜尚书郎,尝独止宿台上,昼夜不离省闼。上(指和帝)闻,善之,以香父尚在,赐卧几、灵寿杖”。这是在料理朝政时,以勤力示“忠”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楚师儒传·汉黄太守香》载,永元六年(公元94年),和帝决定将他由尚书令升任东郡太守,他却直呈奏章:“臣江淮孤贱,愚蒙小生,经学行能,无可算录”;“遭值太平,先人余福,得以弱冠特蒙征用,连偕累任,遂极台阁”;本应在尚书台“报恩效死”,今却又“显拜近郡,尊位千里”。“臣香年在方刚,适可驱使,愿乞余恩,留备冗官,赐以督责小职,任之宫台烦事,以毕臣蝼蚁小志,臣暝目至愿,土灰极荣”。这是在个人职务升迁时,以退让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后汉书》黄香本传载,“永元十二年(公元100年)东平、清河奏妖言卿仲辽等,所连及且千人。香科别据奏,全活甚众。”又载,黄香后来外任魏郡太守,“时被水年饥,乃分俸禄及所得赏赐班瞻贫者,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,助官禀贷,荒民获全”。这是在百姓危艰时,以惜民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    再讲黄香的儿子黄琼。因当朝大名士李固的一封劝告信而入朝堂的黄琼,先后历事两位皇帝,即是孝顺帝和孝桓帝。他从孝顺帝永建二年(公元127年)入仕,至孝桓帝延熹七年(公元164年)病逝,为官三十七年,以在皇上面前进献良策和敢于谏阻著称。顺帝永建三年(公元128年),黄琼由尚书仆射迁任尚书令。上任伊始,他就认为以前左雄所建议实行的孝廉之法,专取儒学文吏,实是考虑不周,便上奏增设试科。又认为左雄原建议选中的孝廉先试用于公府,再复验于端门,后被尚书张盛奏免,于是又上书曰:“覆试之作,将以澄洗清浊,覆实虚滥,不宜改革。”两层建议,深得顺帝认可,完善和匡正了取仕办法。这是在朝廷取仕上,以明谏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元嘉元年(公元151年),桓帝为报权臣梁冀的迎立之恩,召集二千石以上的大官会商颁赏之事。特进胡广、太常杨溥等人,都主张对梁冀的赏赐“宜比周公,赐之山川、土地、附庸。”而黄琼则摆事论理,以“赏必当功,爵不越德”为立论依据,力排不端之议,促成皇上否定了对梁冀超越陈例的封赏。这是在朝廷对臣下的赏格上,以公正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延熹七年(公元164年),黄琼病重。他临死之前在病榻上向桓帝上疏,用历史的、当朝的人和事,情诚意切地讲“治国”与“用人”的关系,并陈不讳之言,直接指出桓帝用人“不加澄清”,“审别忠伪”的过失,以期桓帝改弦更张。疏之最后还说,他的所陈之言,如有万分之一的效果,将含笑九泉,死而无憾。这是在朝廷用人上,以死谏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   再讲黄香之曾孙黄琬。先以公孙入朝不就,后因聪慧而被荐举步入官场的黄琬,“移孝为忠”同他的曾祖父、祖父如出一辙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“议迁都”。中平六年(公元189年),汉灵帝死,素怀野心的西凉刺史董卓,借帝后下诏急令各地督师进京翦除宦官的机会,而率师进京。进京后,他怂恿与己同宗的董皇后废少帝刘辨为弘农王,立董皇后的养子、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,是为汉献帝。而他,却自封国相,执掌国柄,引起了满朝的“讨卓”声浪。为稳定局势,董卓欲将昔日曾经把持过的西凉军,作为护卫自己的后盾,便召集朝中大臣,提议将朝都由洛阳迁往离西凉较近的旧都长安。在朝堂,身为太尉的黄琬与司徒杨彪,坚持驳议。退堂后,琬续作驳议,说:“当年周公营建洛邑,安定了周王室,光武帝定都洛阳,中兴了汉政权,这是上天所开启,是神灵所安居的场所。今大业既定,怎么能任意迁移,有负天下人的期望呢?”当时朝中的有些好心人担心他这样作会罹难,他却回答说:”当年白公胜在楚作乱,屈庐迎着白刃上前谏止;崔杼在齐杀害了君主,晏子不惧其胁迫。我虽没什么德行,倒能仰慕古人的品节。”他的斗争虽是最终没有阻止迁都,更没有挽救东汉王朝覆亡的命运,且自己坐狱而死,但表现出来的“舍生取义”的宝贵品格,却长存于天地之间。这是与悖逆争斗上,以亡命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    近年来,我在宣传黄香满门忠孝时,总是表明“移孝为忠”的观点是对的。但有的人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。他们说:“黄香孝顺父母是对的,但他和他的儿子、曾孙‘移孝为忠’,又不完全对”。我问这是为什么?他们说:“因为‘忠’的是帝王;而帝王又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,是欺压人民的。对他们‘忠’,实际上是助封为虐”。说实在话,现在持此观点的人不多,但又确有纠正的必要。我认为,从总的讲,我们不排除封建帝王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,谋求的是“家天下”的一统万世,与今日的“志在大众”、“民主政治”,当然是两码事。不过,封建帝王们的主观意识尽管是这样,但在客观上却又不完全是以其意志为转移的。何以这样说?就是:这些人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,就要争取民众为其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;要维护“家天下”的一统万世,就要设法巩固国基。于是乎,一些有识之士就顺应历史的潮流,进忠言,献良策,促使国君或实行“德政”,或谋求强国之道。正是这样,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才一步步发展,古老的中华民族才生生不息。我也认为,在中国历史上助纣为虐的,也不是没有,而且还有不少。不过,追寻历史,出现这种情况,多是“佞臣”佐“昏君”。比如:西周末期,井田制始遭破坏,私田正在出现,山林泽薮正被私人开发。可是周厉王执政后,听信佞臣荣夷公的唆使,实行“专利”政策,宣布山林河湖各种产品归国家所有,其结果,破坏了正在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,弄得田土荒芜,民不聊生,怨声载道。历史上虽然有这样的事实,但从中国的全部历史看,从长远的观点看,“真忠”总比“假忠”多,“真忠”最后总会战胜“假忠”,这正是历史的结论。
 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之原因分析
    黄香是大孝子,他的儿子黄琼死后被赐谥“忠候”,曾孙黄琬在大是大非面前一腔忠鲠。这是历史事实。那么,他们的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优良门风,源在哪里,我认为,其源最为重要的在三个方面,即:家族的影响,文化的熏陶,王朝的倡导。
    始论家族的影响。根据史书记载,黄香的父辈们,对他的“孝”和他及他的子、孙的“移孝为忠”,是不无影响的。前已述及,黄香的父亲黄况,先被举为孝廉,后由阳夏到江夏任职,直至为叶县令。按推断,黄香入仕之前是随侍父母的。既然黄香小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,作为孝廉出身的父亲黄况,是一定会于平日的言谈中把人子之“孝”作为第一课,向他传授的。而且,黄况初任的是郡五官掾,事多且杂,尽心尽力于朝务的“移孝为忠”行为,他一定是会看在眼中,或从推想中知道的。还有,他的舅父徐防,亦是东汉明帝永平(公元58年至75年)中被举为孝廉,后来做到了太尉之官。香之父母也一定会,或很有可能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,并以此作为范例对他进行教育的。在这里,我还附带讲讲楚国的令尹子文。他“未明而立于朝,日晦而归食,自毁其家,以纾国难,不为爵劝,不为禄勉,以忧勤于社稷”。“三仕为令尹,无喜色;三已之,无愠色”,被孔子称赞为“忠”。此前哲,系黄香他们的异代小同乡,他们续其“忠”的遗风,亦应该是情理中事。试想,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和诞生了名人的地方成长起来的黄香他们,哪能不受到感染的呢?
    再论文化的熏陶。对“孝”的教育,中国古代最为重视,而且是从蒙童发端。就以对宣传黄香本身的“孝”而论,宋人王应麟在《三字经》中说:“香九龄,能温席,孝于亲,所当执”;元人郭居敬在《二十四孝》中以诗的形式夸赞说:“冬日温衾暖,炎天扇枕凉,儿童知子职,千古一黄香”。这是自黄香之后,蒙童们接受的关于“孝”的教育的一部分。而在黄香出生之前,又何尝不是这样?特别是孔门后学编撰的一部《孝经》,从“开宗明义章第一”起,到“丧亲章第十八”止,全文虽只1799字,但通过以孔子与弟子对话的形式,却把孝亲、忠国的道理讲透了,成为童生们“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”的经典教材。这对于黄香他们来说,当然是必读之书,岂能不读?况且,他们生长于孝廉之家,对“孝”更是情有独钟,家庭岂不安排他们读?特别是,东汉光武帝颁诏,不仅儒生要读《孝经》,虎贲士也必须读《孝经》,东汉明帝也有此诏令,他们岂能不深读细读?众所周知,儿童的记忆力特强,虽然少时读过的东西,对其文意不一定完全懂,但成人之后,理解能力强了,经过回嚼,也是能真正懂得的。而且,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,也是能够遵照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要求,去规范自己的,何况是黄香他们呢?
     续论王朝的倡导。从西汉开始,中国的封建王朝就实行“以孝治天下”,对“孝”多途径地提倡和导引。第一,朝廷颁读《孝经》。前已论述,此处从略。第二,皇帝谥号冠“孝”。史载,“两汉”的二十几位刘姓皇帝,除汉高祖刘邦、汉光武帝刘秀和掌国不长的几位皇帝外,其余的在谥号前都冠以“孝”字。连皇帝的谥号都与“孝”融为一体,这怎么不使人受到启迪呢?第三,郡、国察举“孝廉”。从汉武帝元光元年(公元前134年)开始,初令郡、国举孝、廉各一人。这个“举官”办法,虽然不算完美,但在当时也算是公正,无论是对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,还是对人的成材,都起到了很强的导向作用。第四,表彰鼓励“孝行”。这一条,对于黄香他们的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,可以说影响尤大。比如黄香:江夏郡太守刘护为其题写“门下孝子”;汉章帝在为千乘王刘伉举行加冠典礼时,特诣黄香到殿下,指着黄香对诸王说:“这就是‘天下无双’的‘江夏黄童’”。还有,东汉规定给年长者“杖王杖”,和帝见黄香敬慎勤劳,思以奖赏,知其父健在,特赐以卧几和灵寿杖。对于这些,黄香哪能不受激励而行孝尽忠直至终生呢?
    以上是我对黄香行“孝”及他和他的子、孙“移孝为忠”的原因分析。当然,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,是各有差异的。比如,同样是在接受家庭“孝”的思想熏染,同样是在接受学校“孝”的文化灌输,同样是在接受朝廷“孝”提倡督导,为何有的人却成了“不孝子孙”呢?我认为,一是“苟不教,性乃迁”,或许父母在孩子少时只重在“以身示范”,忽略了对“孝”的“教”,放松了对“不孝”的“纠”,使之由“性善”渐变“性恶”;二是“教不严,师之惰”,或许教师在教学时只要求学生啃书本,忽略了道德精义的讲解,放松了对平时行为的训育,使之“读了”等于“白读”。三是“孝忠否,在自身”,或许人子生性顽劣,无论社会对他如何在施加诱导,他都充耳不闻,视而不见,无动于衷,我行多素。这三种原因,我看是古今皆然。历史的经验证明,“孝”是社会稳定的助力,“移孝为忠”是增强民族向心力的重要一途。现在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。而实现这个理想,就需要极为和谐的人际关系,需要全体人民与国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,提倡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,就更具积极意义。因此,我们必须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、有效的学校教育、严格的自我教育,把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教育落到实处,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回归承传,让它在推进中国历史的进程中,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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